牙雕，是以动物牙齿为原材料进行雕琢的手工技艺及其制品。通常雕刻材料以象牙为主，因而牙雕也专指象牙雕刻。牙雕不仅作为工艺品而存在，它还携带着生态物种、交通贸易、古今史事及风俗尚好等信息，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涉及多个学术领域。自古以来，中国广州即是世界上重要的象牙雕刻基地，广州牙雕又称广式牙雕或南派牙雕，与北京、江南形成中国三大象牙雕刻流派。

随着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定为清朝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后，海外的象牙大量输人广州，为广州牙雕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此后，广州牙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精细工整、玲珑剔透闻名于世，与江南牙雕、宫廷牙雕并称三大流派。

清代广州牙雕成熟和繁荣的重要标志便是行业组织的出现和扩展。早期出现的是贡品行（也叫贡行）和洋行。贡行，集中了当时民间技艺高超的一批匠师，顾名思义，是指制造朝廷贡品及高档次外销品，如人物（以历史故事题材为主）、牙塔、牙球、梳妆用品及大型室内饰品，带有官营性质。

清未民初，广州牙难业又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大牙行。有些不属于责行或洋行出身的象牙手工业作坊主所经营。大牙行在组织、原料、人力和管理上较之责行和洋行要灵活机动得多，对贡行起到成胁作用，并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于是贡行商号也先后转向大牙行，大牙行于民国初年替代了责行。大牙行会址在今小新街142 号，建有“象牙会馆”。当时以象牙会馆为中心的小新街、大新街带牙雕铺鳞次栉比，生意兴隆。从现在的街道分布来看，除了象牙街，还有四条象牙巷，分别是一巷至四巷以及象牙别街等支线[1]。

乾隆年间，在广州的威廉·希克记载了当时十三行附近的各色工匠：“这里有玻璃面工、制扇工匠、象牙工匠、漆器匠、石室匠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2]”表明十三行附近是当时广州外销艺术品的制造和贸易中心。象牙雅刻与其他外销艺术品一样，深受欧美人土之青睐。据粤海关(1876 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象牙和漆器，出口约相当于过去的平均数量[3]。”这表明象牙的消费量是很大的，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嘎尔尼一行花达广州，他们为广州精美的牙雕而着迷。特使秘书巴洛在《旅行在中国》一书中写道：“看来似乎最优美、最完美无瑕的顶峰，就是广州的象牙雕刻”[4]。根据巴洛的记载，当时广州牙雕工艺品的和类很多，有镂通花折扇、国际象棋、雕花胸针、烟嘴、粉盒等。这些精美的牙雕制品令西方人赞叹不已，特别是多层镂空旋转象牙球，“令西方人为之困惑和着迷”[5]。

随着广州牙雕的繁盛和与日俱升的影响，与其他工艺品一样，作为“广货”源源不断进贡到京城，为皇室贵威们所占有和赏玩。广州是牙雕进贡的重要基地，主要由当地总督、巡抚、布政使、将军、总兵、河道漕运、八旗都统、知府及粤海关监督负责采购呈晋。从《宫中·进单》中可以一览有清一代广东贡品名称、类别、数量、进贡者、进贡时间以及皇帝的旨意等[6]。

广州牙雕与其他“广货”一样，在对外东西汇流的大氛围下，自然会受到西方审美元素的影响。广州的匠师们首先接触并学习掌握进口的西方工艺技术，由模仿到创造，形成新的风格，充实并丰富了本地的传统工艺。

道光《广东通志》载：“谚曰：‘苏州样，广州匠，香、犀、象、后、玳瑁、竹术、滕、锡诸器俱甲天下[7]，”说明广州工匠闻名天下，进京供职者颇不乏载。清宫的养心殿造办处是一个专门制作皇家御用品的机构，始设于康熙初年。按照定例，造办处向全国各地引进工匠，其中广东工匠称作广匠或南匠，一般由广东督、抚或粤海关监督据谕旨招募送往内廷服役[8]。从《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之记录来看，自雍正年间（1723—1735）起至咸丰年间（1851-1861）的一百多年间，广东一直都为造办处提供顶尖的各类手工业工匠，其中包括数十名牙雕工匠[9]。

除了作为贡品人京的象牙制品外，广东牙匠也被选送人造办处，为清宫皇室王族制作各种堪称鬼斧神工的象牙艺术品。据研究，最早进人造办处的广东牙匠是陈祖章。朱家潛《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载：（雍正七年）祖秉圭处送来匠人折一件，内开：牙匠陈祖章名，木匠霍五、小梁、罗胡子、陈斋公、林大等五名。传恰亲王谕：着交造办处行走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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