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60 年代， 浙江绍兴诸暨市枫桥镇依托“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做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效果斐然。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以及“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等，作为“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批示，批示要求各地要学习和推广 “枫桥经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枫桥镇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发展，该地区在改造“四类分子”、就地改造流窜犯、管教失足青少年和违法人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各个阶段， 积累了许多新的宝贵经验。 所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政法学枫桥”，伴随经济社会变迁，只有“政法学枫桥”的提法历久弥坚，得到了继承和发扬。2013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大力推广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笔者通过对“枫桥经验”的实地走访调研，积累了第一手素材，力图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和总结在新的历史时期， 枫桥镇是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内涵的。 此外，对国家中心城市——广州而言， 其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迥异于浙江枫桥， 本文特别关注如何基于广州本土特点，学习、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构造广州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增长点”，实现对“枫桥经验”的创造性转化。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性表现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社会形势与社会背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带来许多新问题； 网络社会的兴起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新型社会风险须引起高度重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新要求； 个体性观念在近现代社会越来越显著和突出； 社会心态层面发生深刻变化等。 面对新形势新背景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浙江枫桥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与变革， 一方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针对人民群众在非物质层面的需求（例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总的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采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手段，切实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矛盾及时调处，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一）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内涵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 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主体，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基层社会治理责任，社会多元主体的潜能没有被充分激发， 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果的提升。 当前，浙江枫桥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实现了治理主体由政府向社会的转化。

一方面， 枫桥镇组织推动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协助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以“5+X”的模式发展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协同共治。 其中，所指的“5”为“必选动作”（即必须成立的社会组织），包括乡贤参事议事会、 乡村文明理事会、580 志愿者服务协会、红枫义警协会、邻里纠纷调解会，在社会治安管理、乡村红白喜事规范、孤寡老人扶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X”指视各村需要各自发展的其他类社会组织。 可以说，枫桥镇的社会组织在基层矛盾化解、参与公共服务、规范乡规民约、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枫桥镇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功能发挥， 已经成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下而上的群众需求替代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政府要求，治理方式则由政府指令转向了民主协商、协调为主。 例如，2013 年以来，枫桥镇枫源村创新设计并实施的“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成为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所谓“三上三下”，一是“一上一下”——收集议题。 即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 本村工作实际， 村两委会考虑拟决策事项，上门入户从村民中收集议题。 二是“二上二下”——酝酿方案。 即村两委会分析汇总意见建议，提出建议方案，提交党员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及专业部门，对方案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和完善方案。 三是“三上三下”——审议决策。 即村两委会讨论确定方案，提交党员会议审议通过， 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 经过“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确定下来的决策事项，无论大小均印刷成册，都会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 自推行“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之后，枫源村的社会矛盾减少，村民关系更加融洽和谐，真正做到了“矛盾不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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