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很多的老城而言，与其争论非黑即白的“保护”或“发展”，不如走“治理”之路。从各种情况来看，治理是更加现实的策略，并且是个灰色调，能够把保护和发展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治理的核心在于建筑，特别是大量的民居建筑。科学地革新民居不仅改善老城居民的居住环境，并且使传统城市形态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合理的优化，实现城市文脉继承性的发展。

1 民居与城市形态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刷下，城市的面貌不断趋同，也正因为如此，地方特色愈发显示出珍贵的价值，成为我们保护历史文脉的重要理由[1]。在讨论城市形态及其特色时，人们多会把目光盯在标志性的公共地段，但实际上，传统的居住地区才是一个城市最有本土意味的所在，这是由这两种地区不同的建筑性质所决定的，用意大利建筑类型学派的眼光来看，前者是由“特别建筑”构成的，而后者是由“基本建筑”构成的。所谓的特别建筑是形象突出的大型建筑，而基本建筑是一个地方大量拥有的普通建筑，后者被视为前者的基础（formative matrix）[2]。

特别建筑一般都拥有较为宽松优越的建造条件，受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小，对新的和外来的东西接受快，也紧随建筑师的个人风格而异，因此更具创新性和变化性，在地方文脉的发展中属于活跃的引领因素。反之，基本建筑则受制性强，处在地方材料、技艺、观念等的严格约束下，因此更具保守性，也因此更具继承性而成为地方特色更为深沉的载体。所以，当我们考虑城市形态的地方特色问题时，反而要给予基本建筑以更多的关注。显然，基本建筑最重要的部分是民居，以其为主体构成的传统住区量大面广，对城市形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民居因此和城市形态密切地关联在了一起[3]。

在历史的进程里，民居的发展固然相对迟滞，是传统最执着的守护者，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地流变，在居住者的“主观需求性”和现实条件的“客观满足性”的矛盾斗争中演进，形成一条连绵的河流，继承和发展是它永恒的主题。时至今日，住宅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多样化和现代化的时期，民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革新要求，否则就有消亡的危险，而这样的消亡就城市形态的地方特色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不可承受之殇。因此，民居的革新成了一道关乎自身生存也关乎城市形态继承和发展的必答题。

民居革新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功能和形式。其中，“经济”并不只是建造成本的低廉，更重要的是对土地使用的更高效率，目前来看，容积率偏低带来的土地效益偏低是民居存续发展的最大威胁；“功能”是要满足现代的生活方式及更高的舒适标准；而“形式”是要担当文化承前启后的载体功能。

在广州，研究民居革新与传统城市形态的延续问题尤其重要，因为相比于北京壮丽的皇家建筑，广州的特别建筑微不足道，传统城市特色几乎全部体现在民居地段上。而说到广州的民居，首要的就是竹筒屋，作为最具地方符号意义的民居形式，竹筒屋是广州自然和社会孕育的产儿，但是在复杂的现代条件下却走向了病态，从而面临危机。因此，研究竹筒屋的革新就成了传承广州城市文脉的当务之急。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考察“竹筒屋”的合理和非理演变之后，提出了“新竹筒屋”的概念及创作方法，以期探寻其进一步的发展之路，进而实现广州传统城市形态的继承性发展（图1）。论文以广州市状元坊街区作为实证案例。

2 竹筒屋：广州民居的最基本类型和城市形态基础细胞

竹筒屋门面窄小，纵深狭长，它的组成部分有厅房、厨厕、廊道、天井等，在纵深方向上组合，似竹子般地节节延伸，故名竹筒屋。其开间通常在4～7m，但进深可达12～20 多米，其中，天井因为通风和采光的功能而成为这种布局形式成立的关键[4]（图2）。竹筒屋有三个特点：一、通风阴凉，适应潮湿炎热的气候；二、节约用地，可有效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三、尽可能增多了沿街门面，适用于商业街的布局。以上三点都切合广州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运用[5]。

竹筒屋进一步扩展形成了更为高级的形式，两个竹筒屋并列组合形成“明字屋”，而三个并列发展就形成了著名的“西关大屋”，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商业街区内，竹筒屋一般呈现出“前店后居”或“下店上居”的形式，兼顾了经商和居住的需求，其中的一些还衍化成了骑楼的形式，构成了广州商业空间的一大特色。民国前后，又出现了以竹筒屋平面为基础的公寓住宅，可称之为“竹筒公寓”[6]。由此可见，竹筒屋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类型，贯穿在广州本土居住建筑发展的全过程和多个方面，从而也成为广州城市形态的基础细胞。竹筒屋及其衍生物明字屋、西关大屋、骑楼和竹筒公寓等，构成了广州旧城的主要部分，形成了众多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城市形态区域，塑造了广州独特的城市风貌（图3）。

上一篇：达亿瓦秋冬时尚秀在广州举行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