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献金运动”颇受学界关注，对该运动历史本相及成效（全国或地方为视角），参与运动的历史人物，运动和民众动员，以及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探析报刊如何报道及其传播规律等的考察，[1]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主要路径和取向。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献金运动组织或参与者的共产党如何借助献金运动进行广泛地统战工作，目前仍无关涉成果予以清晰呈现；加之，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在广州统战情况的成果也亦少见。鉴此，本文拟以广东“八·一三”献金运动为考察中心，具体探析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在广州进行的统战工作，借以厘清统战工作的对象、方式、策略、成效等，以粗浅工作就教于行家里手。

一、在广州统战工作的困难

统战，是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毛泽东对其蕴涵曾有过精辟论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搞好统战，“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3]，换言之，就是“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4]。统战，对革命而言，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是取得胜利的一种措施，是在特殊时期团结特殊人群的一种带有较强时效性的策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且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的时代背景下在全国各地开展统战工作，广州就是其中之一。

广州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5]是“国民大革命”的中心，也是国共首次合作的发生地。久受革命浸渍的羊城人民在革命热情、斗争经验及政治觉悟等层面上较其他省份自然“略胜一筹”，按常理言，广州应该适宜统战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对共产党而言该地似乎更可以用“荒原”来定位。所以如此，其原因大致有：（甲）广州虽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但是，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堡垒。“四一二”政变后，广州立马予以响应，发动“四一五”事变，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绞杀，“据不完全统计，在广州被捕的有二千一百多人，被秘密枪杀的有一百多人”，其时，“从广州到全省各地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4月底，广东省区执行委员会为了保存实力，也不得不将机关“迁往香港”[6]。（乙）广州是国共合作发生地，但是，中共在羊城并没能深入扎根。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广东成立，[7]但是，共产党诞生地却在上海，即为案例证明。（丙）广州曾一度工农力量蓬勃发展，譬如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但是，共产党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革命骨干在学成毕业之后，又大多再次深入农村，“毕业后返回各地”[8]，以搞农民运动为工作重心，“十一月，炳辉以优异的成绩在农讲所结业，即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往郊区负责领导各县的农民运动”[9]，卢克文后人也记曰，“一九二五年夏，卢氏从农讲所结业后，受命于省委，同彭湃、林苏一道到了海、陆丰工作，在此期间，经彭、林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并没有意识到占据广州的重要性。1927年广州起义所以失败，除广州反动势力强大外，与在地民众对红色革命持“观望”态度也不无关系。（丁）国民党军政要人对共产党一直采取“防范”措施，整个抗战时期均不承认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为合法武装。[11]

“荒原”，对中共意味着，首先，革命组织在广州没有公开活动的自由，地下党组织处于潜伏状态，时常有“被捕”戕害的危险，东江纵队虽然存在，但是，毕竟远离市中心。其次，缺乏支援力量，革命同盟尚未建立。最后，没有牢固根据地，活动范围在深度及广度上均受到限制。故而，在全民族抗战初期，相较于抗日，如何在“荒原”求存才是中共彼时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战胜外敌是革命目标，但是，立根生存是前提，因为只有站得住，才能走得开，最后是跑得快。为了能够在广州生存和发展，中共在广州开展了积极广泛地统战工作，概括言之，就是解决好两大关系问题，即“处理和国民党（特别是上层人士）关系”，“处理与普通民众（包括港澳及华侨等）关系”，前者关涉中共能否获得在广州公开活动的合法权，后者解决的是党是否能够在广州扎根问题。

二、统战工作的对象及策略

中共在广州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决定了统战工作的对象，因此，国民党上层和广州民众（含港澳及华侨）是抗战初期党组织亟需争取的群体。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对国民党的统战，首先瞩目于国民党上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矛盾丛生之地，抓“主要矛盾”的一种做法。国民党派系复杂，政情多变，统战工作面太宽广，有时会落入“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因而，在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中，争取了国民党上层，无疑就是抓住了统战工作的“牛鼻子”。再者，由于国民党与普通民众关注异殊、性质不同、地位有别和影响各异，决定了中共在统战工作时采取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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