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之后发表带有自传性质的《走失的地图》（起初书名叫作《备忘录》）中的部分作品，浪子以《广州，1999》开篇，将彼时的地点与信念、情感与想象重置于当下的视野，使得走失的部分在读者的阅读中再版发行，颇有阅读个人历史的意味。浪子说：“写下即永恒，这么多年来我就从来没有尝试过去修订它，让它保持它本来的样子，尤其是我裹挟着时间的灰尘重又出现在它面前。”

这些诗中，浪子多次展示了他与一座城市之间的关系：“我的存在是对你恰到好处的讽刺/我的孤独就像你的污染 你无法摆脱/更无法从中作梗”（《广州，1999》），“在飘移不定的城市”（《玫瑰》），“已经失去大钟的城市”（《图书馆II》），“在你居住的城市 在我至今仍然叫不出名字的／湖边”（《男欢女爱》）。这种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否定性，甚至某种敌意的味道。

浪子对城市的否定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些诗中并没有反映出文化冲突或者历史叙述的意味——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的冲突——而更像是堂吉诃德与风车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定需要一个理由，似乎可以解释为对“玫瑰”这一形象的渴求：“这样绝对的一朵玫瑰／因为我曾经的吸吮 我必须负担一生”（《玫瑰》）。这样一个自然化意象，已经在浪子的诗中内化成了一种精神性象征，不断吸引着浪子发出对非自然化的否定性意志——“多么红艳 多么鲜美 让我不能抗拒／……／自此相守相望”（《玫瑰》）。诗人也明显感到他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是“一生”。如果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一种对应，那便是他常年居住在小洲村这一事实——这个被视为有限度地保留了广州传统水乡风格的村落。常年居住在那里，仿佛更像是一种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放逐。

诗人要获得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而是“穿越世俗的偏见提取到真理”（《广州，1999》），并且“讨还我天生的自由”（《呼喊》）以及“永恒的爱情”（《男欢女爱》）。对永恒性的追求使得浪子更像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诗人，不断质问道德和伦理在当下时代的含义，而对于语言形式的关注则相对弱化。对我们的启示是：任何诗人都应该具有一朵“绝对的玫瑰”，并以玫瑰之眼凝视世界。

时隔多年之后发表带有自传性质的《走失的地图》（起初书名叫作《备忘录》）中的部分作品，浪子以《广州，1999》开篇，将彼时的地点与信念、情感与想象重置于当下的视野，使得走失的部分在读者的阅读中再版发行，颇有阅读个人历史的意味。浪子说：“写下即永恒，这么多年来我就从来没有尝试过去修订它，让它保持它本来的样子，尤其是我裹挟着时间的灰尘重又出现在它面前。”这些诗中，浪子多次展示了他与一座城市之间的关系：“我的存在是对你恰到好处的讽刺/我的孤独就像你的污染 你无法摆脱/更无法从中作梗”（《广州，1999》），“在飘移不定的城市”（《玫瑰》），“已经失去大钟的城市”（《图书馆II》），“在你居住的城市 在我至今仍然叫不出名字的／湖边”（《男欢女爱》）。这种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否定性，甚至某种敌意的味道。浪子对城市的否定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些诗中并没有反映出文化冲突或者历史叙述的意味——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的冲突——而更像是堂吉诃德与风车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定需要一个理由，似乎可以解释为对“玫瑰”这一形象的渴求：“这样绝对的一朵玫瑰／因为我曾经的吸吮 我必须负担一生”（《玫瑰》）。这样一个自然化意象，已经在浪子的诗中内化成了一种精神性象征，不断吸引着浪子发出对非自然化的否定性意志——“多么红艳 多么鲜美 让我不能抗拒／……／自此相守相望”（《玫瑰》）。诗人也明显感到他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是“一生”。如果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一种对应，那便是他常年居住在小洲村这一事实——这个被视为有限度地保留了广州传统水乡风格的村落。常年居住在那里，仿佛更像是一种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放逐。诗人要获得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而是“穿越世俗的偏见提取到真理”（《广州，1999》），并且“讨还我天生的自由”（《呼喊》）以及“永恒的爱情”（《男欢女爱》）。对永恒性的追求使得浪子更像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诗人，不断质问道德和伦理在当下时代的含义，而对于语言形式的关注则相对弱化。对我们的启示是：任何诗人都应该具有一朵“绝对的玫瑰”，并以玫瑰之眼凝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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