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化进程背景下，我国城市洪涝灾害问题日趋严重。 广州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 近年，广州市强降雨引起的洪涝灾害频发， 强度不断增大，如2017 年的“5·7”特大暴雨、2018 年的“6·8”特大暴雨、2019 年的“6·13”特大暴雨和2020 年的“5·22”特大暴雨，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其中，2020 年“5·22”特大暴雨全市共产生443 处积水，多地出现水淹，增城广汽本田生产基地被淹，广州地铁增城官湖地铁站、 新沙地铁站严重侵水，导致地铁13 号线停运。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成为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和制约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结合广州城市洪涝历史资料分析和“5·22”特大暴雨灾害调查分析，对广州市城市洪涝成因进行了分析（外江洪水不在研究范围内），并提出了防治对策。

一、 广州城市洪涝成因分析

近年广州“逢雨必涝”“城区看海”现象不断上演，主要表现为暴雨强度大，外江洪水位高，城市地面雨水不能及时排出从而产生内涝， 以及城市河涌行洪能力不足导致河水漫溢淹城。城市洪涝是个“系统性疾病”，洪涝致灾因素复杂， 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广州而言，外因主要是极端强降雨、外江潮水顶托倒灌，内因主要是城市水文效应、排水系统标准偏低、城市河道行洪排涝功能不足和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不善等。

1.短历时强降雨频发

广州地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降雨具有强度大、 时间集中且发生频率高的特点。城市化引发的“热岛效应”和“雨岛效应”也会导致城市突发性短历时强降雨更加频繁、强度更大。 据资料统计，广州近10 年平均年降水量多达2 193.8 mm，约为上海的1.5 倍、北京的2 倍。 而且，其年降水量和雨强均呈增多趋势，近百年雨量增加速度为每10 年32.2 mm。2020 年的“5·22”特大暴雨具有强度大、范围广和面雨量大的特点，小时雨强无论强度还是范围均超历史纪录，42 个站点小时雨强超80 mm。 其中黄埔区珠江街录得全市最大小时雨量167.8 mm，超百年一遇，3 h 最大降水量288.5 mm，破黄埔区历史极值。 雨量和强度均超过了广州市现状河涌排涝能力和城市排水管网排水能力。

2.城市高强度高密度开发

广州市城市化率达86.38%。城市化快速扩张过程中， 原有的农田、绿地等透水能力强的地面被不透水的“硬底化”水泥地面所取代，雨水的下渗量和截流量下降， 径流峰值增加。同时“硬底化”使得地面粗糙度降低，暴雨汇流速度加快，汇流时间缩短且径流峰值提前，径流峰型趋“尖瘦”形化。 相关研究表明，广州城市化建设使得地面径流系数由0.3~0.5 增大到0.6~0.9，增大了近1 倍。 相关研究指出，城市化使广东“龙舟水”径流峰值出现时间提前了1~2 h。

同时，城市化建设引起城市自然调蓄能力的下降。 城市化以前，城市内存在不少的农田、池塘、河道、湖泊等“天然调蓄池”，具有减缓城市内涝的功能。 城市化之后，这些天然的调蓄池被填平、占用，加剧了城市的防涝压力。 以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涌为例，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河涌两岸基本为农田，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 到2009 年河涌两岸已基本被建成区覆盖，猎德涌流域调蓄容量由83万m3减为8 万m3，20 年一遇洪峰流量从103 m3/s 增大到157 m3/s。

另外受观念影响，过去的城市规划建设未充分考虑防洪排涝要求。 如道路建设切断了几十公里自然状态的天然排水路线，改变了汇水格局，道路两侧仅仅依靠涵洞连通， 排水由“线”变“点”，极大增加了上游内涝压力。 城市规划和重要项目方案未深入论证洪涝安全， 有些重要项目就选址在城市低洼区等洪涝灾害高风险区。如位于南岗河流域的黄浦区开源大道隧道，“5·22”特大暴雨期间积水严重，究其原因，从洪涝安全的角度考虑，地势低洼区交通应采用高架桥方案，而采用隧道方案使之变成了低洼地的“锅底”，大暴雨汇流或附近河水漫溢，水迅速往低处流，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城市排水标准偏低

据资料统计，广州新城区排水管道按3 年一遇排涝标准设计，而老城区83%左右排水管网为1 年一遇排涝标准，仅9%达到2 年一遇标准。 随着城市继续扩张，原本偏低的城区排水系统排涝能力将进一步下降。 另外，城市建设截断了排水管网，破坏了排水系统，老城区排水系统老化失修，淤积堵塞严重，都进一步降低了排水能力。 面对倾盆大雨，城市排水系统“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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